2018年4月17日至6月18日，“铭心撷珍——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展出来自阿勒萨尼收藏的270余件珠宝杰作和280余件稀世珍品。

在印度高级珠宝展部分，带来了一系列印度珠宝艺术的巅峰之作，总计270余件(组)，呈现了从莫卧儿王朝直至现代的印度珠宝艺术。本部分展品中引人注目的藏品众多，其中不乏富有历史意义的皇室珍宝配饰，以及卡地亚等欧洲知名珠宝制造商在印度传统珠宝形式启发下制作的精美珍宝。

在艺术珍品展部分，有共计280余件来自世界各古代文明的文物和现代艺术佳品，前后跨越5000年历史，见证了人类创造力的发展，均为罕见的历史瑰宝。其中多件艺术珍品均为世界范围内首次向公众展出。

此次展出藏品大都出自卡塔尔王室成员阿勒萨尼的珍藏。故宫博物院也精心挑选5件藏品，分别融入两个单元，在内容上与卡方展品呼应。

还有这个小玩意，是两种颜色的玻璃，上下都透明。猜猜干嘛用的，据说是盛蜡烛的。底下是有点半镂空的，说不定还能有特殊形状投影

这个大盘子平平无奇，但据说背面写着波斯语的祝福词 是沙贾汗国王为女儿结婚从景德镇定做的。沙贾汗就是那个修了泰姬陵的皇帝。

其实我觉得这个展品没展示好 应该摆在单独一个立柜里，把后面的字也露出来

名字叫印度珠宝展，其实印度的只是一部分，有很多欧洲的（希腊化时期的，稍晚一些的，西欧的-比如西班牙天主教的东西，二十世纪初的法贝热，上面提到的皇冠胸针）。还有中国的（主要是金玉制品），印度的（主要是莫卧儿的，这也有一部分放在伊斯兰展区了），中东的（伊朗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萨法维王朝萨珊王朝的），北非的（埃及伊斯兰时期的），欧洲的（那个玉米神，还有石头马赛克的巫术祭祀用品）

美洲的比较原始而鬼畜，有一个用了真人头发做的木偶。我仔细观察了，的确是真人头发。不过因为很长时间了，头发都干枯没光泽了，就像古尸的头发，古尸头发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展览的中文介绍极度偷懒，信息量比英文的少很多。

像上面那个沙杰汗给闺女定做的大盘子，中文版根本没写出来，只写了是什么时候啥地方的盘子，连背后有铭文都没写。除此之外还希望他们能够添加更多的介绍和赏析 关于制作工艺，制作步骤，宝石选材，珠宝的故事（有几任主人啊，有什么梗啊）之类的别的相关展览都有的内容，能增添更多趣味性跟知识性，不然普通观众只能感叹下好漂亮。

观后感是，东西的确很漂亮，但希望布展用点心，而且古代工艺很多很精巧的作品都符合非常严格的数学美学，现代人想超越也很难，不如好好学习揣摩。

上面我吐槽中文介绍偷懒有图为证

独特且细腻的颜色配以它可观的大小，使这款钻石卓然耀目。虽然阿格拉钻石的来源和历史还无法完全证实，但它被认为是第一位莫卧儿君王巴布尔大帝于1526年攻占阿格拉时获得的，后于1857年被走私到英国。

阿格拉钻石的第一个可验证的参考资料出现在1860年布朗斯维克公爵所拥有的珠宝图录中。钻石随着时间推移被多次再度切割，因此它的重量也随之不断减轻。

如其名字所示，这颗钻石正是由阿尔乔特地方行政长官穆罕默德·阿里·瓦拉加（1749～1795年执政）献给英王乔治三世妻子夏洛特王后的两颗钻石之一。在18世纪中期的英法战争中，这位统治者是英国的坚定盟友，最终还把自己的王宫搬到了马德拉斯，他在那里款待东印度公司官员时出手阔绰，因而名噪一时。夏洛特王后以酷爱钻石而闻名，她因为接受印度统治者的奢侈礼物而受到当时新闻界的讽刺。尽管她将阿尔乔特珠宝遗赠给了自己的四个未婚女儿，但是在她死后却尽归她的儿子摄政王所有。摄政王于1821即位为乔治四世，他将这些宝石镶嵌到了自己的王冠上。

这条项链上的尖晶石带有许多铭文，其中就包括“荣耀尖晶石”（la’l-i jalali），其所指的是皇帝阿克巴本人。具备如此规模和质量的王朝宝石当出于莫卧儿皇室珍藏。皇室之所以珍视这样的宝石，不仅是因为其物质价值和物理性质，还在于其尊贵的渊源。

这个酒杯以中国瓷器造型为基础，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有确切纪年的莫卧儿帝国玉器。酒杯制作于1607～1608年，是由贾汉吉尔皇帝亲自定制的。酒杯外部装饰有皇帝的名字和头衔，以及两首波斯诗歌的四行诗节。酒杯器形源于15世纪中国的小型瓷器。在17世纪初期的莫卧儿绘画和硬币上可以见到用黄金或其他材料制成的类似酒杯。

波斯语铭文：酒杯|属此皇帝|属此时代|（帝王）二年。（它）使命已达，最尊贵的陛下，荣耀之尊，天下君王的主宰，神之再现，继承者与君王棺上之珠，苏丹天朝与世界统治者的太阳，正义与繁荣天国的月亮，阿克巴·沙汗之子阿布·穆扎法尔陛下，武士皇帝贾汉吉尔，（于）1016年。

这把短剑的剑柄展现了莫卧儿玉石雕刻的高超水准。男孩头部的处理手法独特，显然是受到了欧洲雕塑的影响，可能是模仿印度葡萄牙人的“好牧人”基督雕像而来的。雕刻剑柄的工匠身份未知，既可能是印度人，也可能是欧洲人；为莫卧儿宫廷服务的几位欧洲宝石工匠中很可能有人至少参与了剑柄的设计工作。短剑刃上刻有沙·贾汗的头衔，另外还镌刻有伞和鱼，二者皆是王权的象征。

杯体内所刻中文铭文是由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所写的一组诗篇中的一首。他在诗中盛赞了莫卧儿玉器，皇帝本人收集了大量此类玉器。这首诗在乾隆组诗中是第51首，在其它玉器上尚未发现。这个杯子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沙·贾汗酒杯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那只酒杯上面雕刻着一只野山羊或北山羊头，可追溯到沙·贾汗在位第三十一年，即1657年2月至10月（伊斯兰历1067年）。此杯上所刻动物头颅也是野山羊或北山羊，它的犄角上以细腻的手法雕刻出了隆脊，这一点也与沙·贾汗酒杯一致。杯子底部已经损毁，莲花状底足已经无存，现镶嵌以银质支撑环。

这件富丽堂皇的藏品是现存的唯一镶嵌宝石的御用金质笔盒和墨水瓶（davit-i daulat）。器表嵌满宝石，小巧爪镶和尖头玫瑰花饰起着加固宝石的作用，镶嵌式样精巧别致，特色十足。君王向最高级的朝臣颁赐缀满珠宝的笔盒和墨水瓶，以此为最高殊荣的象征，这是在奥朗则布皇帝统治时期颇为流行的做法。笔盒的形制以自16世纪初期的伊朗造型为蓝本；此外，在本例中，墨水瓶的底面还以象征求知的圣鸟桓娑（hamsa）为装饰。桓娑还是印度教文学和诗歌女神萨拉斯瓦蒂（Sarasvati）的坐骑。

在印度的皇宫内苑，饭后或者拜访结束时都会往来宾身上喷洒玫瑰水，以此表示热情好客。这只表面镶嵌宝石的瓶子很可能是在莫卧儿王朝工坊里制作的，器足上刻有瓶身重量的铭文，表明这是货真价实的皇家宝库藏品。伊朗武士纳迪尔·沙阿于1739年洗劫德里时带走了一个类似的瓶子，然后将其作为外交礼物送给沙皇伊凡六世，该瓶现为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藏品。

这件稀有的吊坠尽管是在印度制作的，其灵感来源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珠宝，即将形状不规则的珍珠用于制作身体或躯干，往往用于刻画神话中的人物。在这件印西合璧的作品中，一颗质地厚实、富有光泽的珍珠上使用典型的印度“昆丹”工艺镶嵌上了宝石、黄金和玻璃。神像有着缠绕的长尾，有可能是蛇神（Nagadevata）。

这件尖顶饰是取自迈索尔统治者蒂普苏丹王座上的8个尖顶饰品之一，蒂普苏丹是英国在控制南印度的过程中遭遇的劲敌。尽管对其外形有不同的记载，但当代编年史专家均认为，这一王座是以老虎为造型基底的，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这件尖顶饰的底座为多边形，其上是支撑老虎造型的支架，支架四周饰有横挡，其上附华盖，华盖饰有镶嵌珠宝的护摩鸟。王座1793年制作完成，但仅仅6年过后，蒂普苏丹便在塞林伽巴丹战役中被英军击败，王座也被负责奖赏英军的军官捣碎。宝座的两个组成部分（镶嵌小鸟的尖顶饰和金质虎头）被列入英国皇家典藏，而其他尖顶饰则散落四方，落入不同收藏家的手中。

这条项链堪称印度王公首饰中的杰作，旨在炫耀宫廷朝会参加者的力量和财富。这8颗经过修饰的大钻石采用了明亮式切割工艺，每颗重约10克拉至15克拉，代表着印度宝石琢面工艺所取得的进步。钻石采用箔片衬背技术，并以传统的印度风格进行封装镶嵌，但其所采用的透雕细工设计、宝石的对称排列和中央吊坠等手法的运用都显示出西方的影响。

头巾配饰中的祖母绿镶嵌于采用多面形明亮式切割的钻石框架内，这种镶嵌工艺既反映出这一时期欧洲首饰设计的风格，也表现出西方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配饰所用宝石既没有衬箔，也没有为典型的印度封闭式镶嵌工艺所禁锢。这件装饰品具有双重功能：移去羽毛装饰时可兼做臂饰之用。

这件头巾配饰的主人是纳瓦纳加尔的王公拉吉特辛格，是一位珍贵宝石和珠宝鉴赏的大行家。虽然这件头巾配饰是在印度制作的，但其设计造型却是不折不扣的西方风格，例如以白金为原料，以明亮式钻石切割的镂空式镶嵌为工艺，而没有采用传统的黄金和封闭式宝石镶嵌。上层钻石的排布在最初时更为分散；在拉吉特辛吉的侄子兼亲王王公继承人统治期间进行过修改润色，形制更显紧凑。

自1867年以来，麦兰瑞（Mellerio ditsMeller）一直都使用孔雀图案，这种图案为蓝色与绿色的结合创造了条件，这在当时的欧洲珠宝中是不同寻常的。对法国异常崇拜的卡普塔拉王公贾加特吉特·辛格1905年在巴黎时购买了这件羽饰，在他年轻的欧洲妻子阿妮塔·德尔加多的肖像画中可以见到它。贾加特吉特·辛格是在1906年前往西班牙参加阿方索十三世的婚礼时与妻子相识的。

这件壮观的羽饰可能是第一件在现代珠宝底板上镶嵌印度雕琢祖母绿的范例，为后来拥有它的卡地亚兄弟的未来创作提供了灵感。这件作品由罗伯特·林泽勒制作，设计者为20世纪早期巴黎的文化领军人物保罗·伊里布，他将这件羽饰送给了自己的妻子，即女演员珍妮·德瑞斯。蓝色和绿色的结合被视为当时欧洲珠宝界的激进创新。

这一大块精雕细琢的宝石是镶嵌在白丽莱茜颈饰上一组祖母绿中的一颗。白丽莱茜颈饰是一款由卡地亚设计的富丽堂皇的肩饰，曾于1925年在巴黎举办的“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中展出过。在当年的一幅照片中，这件作品与一件带状头饰、一对祖母绿耳环和一件胸针夹一同展出，都是卡地亚在博览会上所展示的核心作品。由于未能售出，这套夸张的珠宝作品就被分拆，多件饰品进行了重新镶嵌。

这块泰姬陵祖母绿于2012年在卡地亚进行了重新镶嵌，使之兼具冠冕状头饰核心元素之功能。

帕蒂亚拉王公布秉德尔·辛格委托欧洲珠宝大家制作的主要是供男子佩戴的珠宝饰物。不过在1931年的时候，他请卡地亚为自己家庭中的女性制作一系列的珠宝饰品。这件项圈是一条富于装饰主义艺术风格的三层结构项链中最上层的一部分。在制作手法上，这件项圈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红宝石为原料，并与珍珠和钻石结合在一起，在印度珠宝中属于非典型一派——在典型的印度珠宝中，不同颜色的宝石通常采用并置方法进行排列。

这件富丽堂皇的头巾配饰堪称20世纪早期印度王公与欧洲珠宝商之间创造性交流的典范。头巾配饰制作于1937年，是为纳瓦纳加尔王公迪维加辛吉设计的，选用了由纳瓦纳加尔前一任王公拉吉特辛吉于几年前从卡地亚购得的一颗特殊的61.5克拉的金色钻石。在配饰中选用了长方形切割式钻石，将传统的印度形制转变为装饰主义艺术风格设计的杰作。这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头巾配饰是为了多种用途而设计的：配饰的上部分可以移除，这样就变成了胸针。

这条项链是20世纪珠宝首饰的巅峰之作，代表着卡地亚和印度王公风格碰撞的一个高峰。项链是纳瓦纳加尔王公迪维加辛吉于1937年委托卡地亚设计的，选用了由纳瓦纳加尔前一任王公拉吉特辛吉（知名的宝石鉴赏家，雅克·卡地亚的朋友）所收集的一组特殊的经椭圆形切割和长角阶梯形切割的缅甸红宝石。印度独立后，项链被送回到卡地亚进行转售。为印度王公而设计的原始样式经过了修改，使之更契合女性的体形，后面的单颗红宝石线条大为缩减。洛尔·吉尼斯夫人曾在1966年参加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举办的黑白舞会时佩戴过修改后的项链。

尽管这一精致头像的上半部分已经缺失，但其仍可称得上是雕刻杰作。

这件头像使用一整块单色红碧玉雕琢而成，根据头像的形状可以推断出它最初可能佩戴了一顶蓝色彩陶皇冠，这证实了头像的身份是皇室成员的形象。

尽管已不可能对这一头像的时代进行精确鉴定，但它作为保存完好且极具艺术价值的古埃及前阿玛尔纳时期复合雕像，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部头像以粉红色的石英岩刻画了细致的面孔和光滑的头部。头像的鼻头稍有破损，鼻孔微微张开，厚实的眼皮圈住圆睁的椭圆形眼睛，眉毛雕刻以人字纹图形。带着浅笑的嘴较小，精心雕琢的大耳朵紧贴头骨。尽管这些特征均可在新苏美尔时代的艺术中寻得踪迹，但仍难以确认这件头像的时期和身份。这件头像大致可以追溯到吉尔苏城，虔诚的明君古地亚（Gudea）在此兴建神庙而长留青史。

这件来自阿拉伯南部的高浮雕石碑刻画了一个佩戴镶石榴石镀金珠宝的女性形象，它可能是一件典型的丧葬艺术品，代表着一位女祭司正在向太阳女神求情的场景。石碑上的这个人物身着短袖百褶衫，佩戴精致的金项链，左手握着一捆象征生育的镀金小麦。

刻有人物浮雕的硬石器皿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中最受瞩目的一种创作，不过流传下来的极为稀少。

这件器皿非常华丽，采用一块灰绿色玛瑙以高凸浮雕形式雕刻而成，描绘了英雄大力神的武器被三个丘比特偷走之后，一位年轻的萨蒂尔（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向他劝酒的场景。

这件精致器皿的功能仍是一个谜。两个丘比特之间倒立的火把可能表明它是一个骨灰罐，用来保存死者的骨灰；但倒立的火把也会出现在非丧葬场景中，代表爱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可以征服最强大的英雄大力神。

追溯到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佛教沿着犍陀罗-白沙瓦山谷传播，很快到达了阿富汗和喀喇昆仑山脉地区，同时经由那里传播到中亚和中国。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里，佛陀的肉身形象常常出现在绘画或木质和石质雕像等艺术作品中。但直到公元500年左右，以金属来塑造这位导师身相的做法才开始出现。最初的金属塑像较小，但便于携带。金属铸造艺术很快得以完善，技艺精湛的造像珍品也随之出现，但存世极少。这尊佛像是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大型雕像之一。

立佛的右手呈“无畏印”，寓意为平和世界中的内心宁静。铭文显示，立佛是由3位地位不同的僧侣下令制作的。铭文使用了一个罕见的句子，指出了抚养孩子的重重困难。字母的类型、句子以及少数类似的青铜器具等，都表明这是一件公元6世纪时的作品。

镌刻有婆罗谜/普罗托-沙拉达文字：此为Simhadatta老师（和）Kalyanasimha导师（及其）同住（学生）Subhasimha以及（他们）父母的虔诚捐献，他们的父母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

位于墨西哥湾沿岸热带低洼地区的奥尔梅克孕育了中美洲地区最早的文明。这里的人建造了众多的城市，城市具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广场、土石金字塔和土墩平台。奥尔梅克人也是中美洲地区最伟大的雕塑家，创造了气势磅礴的石雕头像和王座、木雕、陶瓷模型、宝石工艺品等。硬玉备受奥尔梅克宝石雕琢大师的青睐，他们使用研磨材料来锯、钻、研磨硬玉，将其打磨成串珠、轴状耳饰、吊坠、面具和小雕像。翠绿的硬玉使人联想起富饶丰产，其颜色、韧性和可以深度抛光处理的特性使其备受重视。

这件令人过目难忘的大块饰板很可能是像吊坠一样戴在胸前的，它在过去还要更大一些，现在则已经从一个可能被雕琢成蛤壳或勺子形状的凹面物体上切了下来。饰板制成的几个世纪之后，便落到了一位玛雅统治者的手里，他将自己的名字和头衔铭刻在饰板背面，表明其本人拥有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珍贵遗物。

与这件杰出藏品相似的那些引人注目的陶制人头像，最初是由英国考古学家伯纳德·法格（Bernard Fagg）于20世纪60年代鉴定的，他以尼日利亚北部的铁锡矿小镇诺克（Nok）为其命名。

诺克及其他地区的陶制人像残存都与墓葬有关，对古代碳化木材的检测结果表明，这些人像的制作日期在公元前918年至公元207年间，表明它们是西非艺术中最早的自然主义实例之一。

诺克风格的某些主要判断特征可以通过可塑的黏土在建模、雕刻及烧制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加以解释。又大又圆的炯炯双眼被刺破，嘴巴大张，这样的设计自有其明确意图：在加热烧制人形陶俑时用以排放气体。不过，诸如鼻子和嘴的雕琢和造型等其他特征明显与木雕艺术相关。

这件长袍上的铭文表明它曾为一位君主所拥有。这件长袍采用彩色丝绸编织而成，朴素的米色棉质衬里，脖领和袖口处配有毛皮，还有一条红白相间的捆扎带。这件袍子的装饰非常醒目，圆形图案内成双成对的鹅隔着小树面对面呈现，四周是库法体文字，“荣耀”“繁荣”“胜利”等重复出现。

横贯胸部上方的题文带为红色底，文字以白线织成，因而在纺织品的图案中显得非常醒目。题文重复出现的是“艾马利克”“艾穆尤德”“艾曼苏尔”。“艾马利克”（王室）与“艾穆尤德”（真主加持者）和“艾曼苏尔”（获胜者）等属性相关联，用以为统治者创造帝王称谓。“艾马利克 艾穆尤德 艾曼苏尔”必定是拥有这件长袍的王室所有者的帝王称谓。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对这种被称为“提拉斯”（tiraz）的纺织题词在伊斯兰时期的使用状况做过介绍：“这是君王、君王特赐荣宠者、君王特授职权者专享的尊贵象征。”

这件长袍背面留有污渍，表明它是一件用于殉葬的衣物。对丝绸进行的放射性碳测试表明，红色捆扎带和毛皮大约是在公元1020年~1160年间制成的，这与其他同类型纺织物的日期相符。萨里哈尼收藏（The Sarikhani Collection）中有一件非常相似的长袍。

刻有阿拉伯文铭文，既有“艾马利克 艾穆尤德 艾曼苏尔”等帝王称谓也有祈福语。

　　这一页出自《登宵之路》一份极为重要的插画手抄本。《登宵之路》系由马哈茂德·本·阿里·阿尔-萨拉伊撰文，讲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夜行”和“升天”，这些经历首见于《古兰经》。

　　该页是手抄本中上佳之作。该部手抄本是为东部帖木儿帝国统治者苏丹·阿布·萨伊德·伊本·苏丹·穆罕默德·伊本·米兰沙赫而写就的，誊写日期是在公元1458年～1469年间（很可能是在1466年），誊写地点是赫拉特。原始的手抄本以察合台土耳其语创作，用回鹘文字体写成，插图则代表了1550～1575年帖木儿绘画的最高水平，在这一时期，我们所知道的王室手抄本少之又少。不同的插画出自多位艺术家之手，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只有一位艺术家标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是苏丹·阿里，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他创作了这一系列的绘画，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手稿中包含一枚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的印章戳记，表明其在完成后很快就运出了阿富汗，并于1520年以前送抵伊斯坦布尔。

　　与手抄本中的其他许多插图一样，大天仙吉卜利里占据着中心区域，在上图中充当起站在左边的巨型颂赞天仙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的视觉和概念联系，在下图中，位于叶哈雅和其父宰凯里雅这两位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都受人尊敬的人物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艺术家已经点明，这两个场景都出现在第二层天内，通过左侧的蓝天小道将两幅图像的区域连接起来。金云旋动，光环流转。弯曲的白线勾勒出金云和光环的轮廓，两种金色色调丰富着金云和光环的色彩，尖尖的小点绘于金色的表面，营造出熠熠生辉的纹理质感。

　　这件小水罐是“屈塔希亚的亚伯拉罕”装饰风格，以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一组伊兹尼克陶器命名，以后蒙古统治时期伊朗风行一时的中国风图案为其特色，诸如中国云头和涡卷花饰，二者在这件作品里都可以看到。

　　这个小水罐是由银板锤打成型的。龙首手柄和盖顶装饰是单独铸造的，经锡焊焊合并铆接到位。罐体下方蜂窝状图案之上是由中国云头构成的四团花饰和鲜花的压花装饰。水罐通体镀金，但最初很可能只有浮雕装饰是镀金的，与颜色较深的地子构成对比。

　　底心刻有圆花装饰，在上面可能会看到一小片白银曾被检验员取下以供检测时留下的缺口，检验员之后会在银质器皿上铃盖在位苏丹的印章以证明其纯度。底心旁一行磨损的铭文实际是颠倒的印章（极为罕见但确曾发生过），印章上有苏丹塞利姆一世的名字，内容如下:“萨利姆·沙阿·本·巴亚吉德汗，常胜之王。”

　　几百年来，这种器形的水罐一直都是中东地区颇受欢迎的饮水用具，但是带有中国龙首的手柄却是受到了14世纪伊朗和俄罗斯南部蒙古统治时期贵金属器皿的启发。到了15世纪时，伊朗流行采用金银、嵌黄铜、陶器和玉石一类的稀有材料制造龙形手柄杯盏。

　　罐底以阿拉伯文镌刻着塞利姆一世的图格拉（Tughra，即印玺）:“萨利姆·沙阿·本·巴亚吉德汗，常胜之王”。

　　这件织锦丝绒饰板分为两部分织成，每一部分均为织机宽度，通过中部垂直连接，并以一行行凸起的如意（çintamani）图案装饰。

　　所谓如意图案，就是反复出现的两条波浪线和三个圆圈构成的锥状体图案，是最受青睐的奥斯曼图案花饰。就其起源而言，这种图案很可能是源自于佛教，但在伊斯兰世界里，人们把圆圈解释为豹子的斑点状花纹，波浪线则被视为老虎的斑纹，因而这种图案也就与英雄人物的服饰联系到了一起，例如波斯史诗《列王纪》（Shahnama）中的狩猎之王鲁斯塔姆（Rustam），这位波斯大将就是头戴斑点豹皮头盔，身着条纹虎皮大衣。

　　奥斯曼人将这种丝绒用于家具陈设，而非用来制作服装。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帝国大部分地区都会受到寒冬的影响，而厚厚的织物可以营造出温暖的环境，因此这是一种虽属奢华但却实用的必需品。

　　在中世纪，位于加泰罗尼亚沿岸、后成为阿拉贡联合王国一部分的巴塞罗那是一个重要的地中海港口城市，而这件祭坛装饰品成为后哥特时期巴塞罗那金匠现存作品的一个罕见范例。

　　繁荣带来了丰厚的赞助，激励金匠和其他工匠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奢侈品，其中大部分都用来装饰教堂和修道院。在步入一座中世纪教堂时，朝拜者可能会被在礼拜仪式中所使用的圣骨匣和配件中闪闪发光的金银和宝石所惊叹。

　　当时的建筑通常为这些作品提供了装饰母题。当哥特风格式微后，大量华丽的银饰被熔化并重新铸造。

　　“波吕斐摩斯和阿基米德”是四块饰板之一，组成一个系列的一部分，与其他饰板共同构成了已知最早的描述世俗主题的里摩日珐琅作品。

　　这位不知名的画家被称为“埃涅伊德大师”，这个名字出自维吉尔的史诗《埃涅伊德》（Aeneid，公元前29～前19年）中的主题。维吉尔的书册于1502年在斯特拉斯堡结集出版，并配以215幅木版插画，其中143幅与《埃涅伊德》相关。迄今已发现了与这些木板插画相关的82块珐琅饰板，是否所有这些木版插画均被复制尚不得而知。里摩日珐琅大都在工坊由多位匠人共同制作而成，而埃涅伊德系列似乎出自一位艺术家之手。这个项目规模宏大，需花费数年的时间完成。包括熔剂珐琅在内的某些技术细节表明它们制成于1530年左右。

　　仔细研究艺术家的工艺可以看出这些精美的图像是如何制成的。首先，用银箔覆盖铜板，用赤褐色颜料勾勒出形状。随后被覆以褐色熔剂进行烧制，随后绘制蓝色、紫色、绿色的珐琅区域，进行二次焙烧。再施以浅色，有时形成高光点，比如突出描绘脸庞或花朵，又或是使用一种薄膜拉丝形成波浪状效果。此后进行三次烧制，最后再施以黄金点缀细部。

　　这一枝状大烛台代表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和平稳定的那几年在英格兰盛行的镀金装饰品位。这种品位得到了摄政王，即后来的乔治四世国王的支持。摄政王对此类物品挥霍无度，他的弟弟、这座枝状大烛台的第一位所有者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王子，对其更为迷恋。

　　当约克公爵1827年去世后，他欠下的债款达20万至50万英镑，令他的遗嘱执行人不得不售卖他的全部藏品，其中，这支以赫拉克勒斯十二苦役之一为主题创作的烛台中心装饰品是拍品目录首页的亮点之一。

　　从1762年起，凯萨琳大帝成为从波兰延伸至西伯利亚的广阔帝国的统治者，她开始使用珠宝来彰显她的威严和权力，并且认为这样人们就能一眼看出她是女皇。她坚信所有的皇室家庭成员都应该在公众场合下以华丽的外表示人。在每次罗曼诺夫王朝的婚礼上，她都会赠予新娘她收藏的珠宝，以彰显国家元首的恩赐。

　　这枚庄严的胸针是女皇赠送给儿媳符腾堡的索菲·多萝西娅公主的礼物。她于1776年与后来的保罗一世结婚，后来又将这枚胸针传给女儿，玛丽亚·帕夫洛芙娜大公夫人。

　　这枚胸针别在女服的紧身上衣上，其华丽的六边形轮廓和切割精致的60克拉祖母绿交相辉映，内部的玫瑰形钻石制作精良，其周围的边框熠熠生辉。它体现出凯萨琳大帝宫廷的显赫与华丽。

　　这枚玫瑰胸针是19世纪巴黎珠宝商人为玛蒂尔达公主的精心之作。玛蒂尔达公主是拿破仑三世的表亲和密友，她前往巴黎后，在公共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她的表亲、未来的拿破仑三世担任总统期间，之后是他1852年称帝开启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此时玛蒂尔达公主的地位仅次于欧仁妮皇后。

　　她将一些珠宝馈赠给家庭成员，其他的珠宝在1904年的巴黎被拍卖。路易斯·卡地亚非常欣赏这枚玫瑰胸针，他从拍卖的买家那里买下了这枚胸针，并在之后将其卖给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三世夫人。这位夫人居住在曼哈顿一座拥有70个房间的宫殿里，是纽约社交圈半个世纪来的女王。

　　这只非凡的花瓶由大块软玉切割而成，黄金底座镶嵌宝石并饰珐琅釉。其器形表现的是一朵正欲绽放的莲花，呈现出花蕾的自然锥状和重叠的花瓣，嵌宝石珐琅金座呈现出文艺复兴的审美风格。

　　这种型号的花瓶在法贝热的作品中并不常见。它是在法贝热第二首席工匠大师迈克尔·佩钦的工坊中制作的。迈克尔曾负责法贝热多个珍贵作品的制作，包括献给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皇室复活节彩蛋。

图文来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特邀撰稿人：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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