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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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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松的作品通常被视为反乌托邦小说：风格上极具个人特色，拥有后现代特质的、对人类状态的症状式书写，在建构上揭开了中国现实的鬼魅内层。而从另一方面视之，韩松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的结构，并不完全符合后现代的解构叙事和反乌托邦批判。他的先锋性写作风格，后现代或新浪潮的标签，并不足以解释他作品的内涵。 
可以说，是他对中国社会及世界局势富有逻辑的演绎，让他更接近于科幻写作的领域，而非主流文学或魔幻现实主义。因而他的后现代性并不源自个人化的表达和碎片化的书写，而来自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多重宏大叙事的展现：以隐喻方式和形式规则的复杂，涵盖现实内容的复杂。 

       韩松2018年的最新作品《亡灵》作为“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的收尾作，正体现了科幻小说的认知构建如何超越乌托邦/反乌托邦的单纯褒贬，将医与病的“矛盾”层层推演，以达到思考中国社会可能性的边缘。因而对《亡灵》的理解，需考量整个“医院三部曲”的脉络。 
       “医院三部曲”始于主角杨伟喝了一瓶矿泉水“误入”医院，结束于《亡灵》中的药片宇宙，以及在佛陀与观音观照下，永恒漂流而不分彼岸此岸的“孔雀明王”号。这其中主角经历了梦者与亡者的双重嵌套，经历了药时代、药战争、药帝国，经历了红色海洋与地球及火星的医院，终于在永死即永活的世界中达到永恒。 
       《驱魔》的结尾，主角投入红色海洋。《亡灵》开始，主角在看似具有彼岸性质的火星医疗船复活。虽地点更为遥远，场景更为诡异，但随故事发展，我们发现，《医院》和《驱魔》中被抹去的性别与家庭代际等关系被复活，叙事口吻也换为了更为切近的第二人称。 
       主角再次遇到让他垂涎、困惑与畏惧的女性。四位女性担任不同职务，和《医院》中的女性有所对照。医院恢复了旧有的机制与欲望，继续修订历史、重复历史、增加仪式感、进行文艺演出、投身战争与破坏，并争权夺利，即使在复活的亡者世界，也拥有原死/元死，和与之对应的万能治病仪。 
       与此同时，主角一步步探索医院的过去与秘密，回忆起父亲的往事，重拾与“母亲”复杂的距离、占有与依恋。《亡灵》拥有两重结尾：一重止于逃亡与寻觅的尽头，男主角落到缩微又囊括万千的药片世界底部；另一重，女性主角登上“孔雀明王”号，再次经历了一场更加直接也更加神秘的轮回。 
 

       纵观“医院三部曲”，世界繁复，概念纷呈，拥有多重结构，叙事接近于单一主角游历万千世界的冒险故事，便于读者进入这一世界。有趣的是，作为一篇科幻小说，“医院三部曲”的逻辑推演主角，不是主角杨伟，而是“药”。小说涉及基因改造、人体实验、返祖变异，以及统领医与病的人工智能“司命”等一系列典型科幻元素，通过对人体病变的描绘，展现了精神病变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视为自“五四”起，对中国问题的新一种探索。 
鲁迅有着“学医”或“从文”的挣扎，即治“体”或治“心”的选择。通常语境中“弃医从文”，是将医学与文艺两类几乎不相干的体系并置，将二者联系的，只是体病与心病的“病”。《药》中，鲁迅以人血馒头为“药”，颠倒了并融合了中国人的体病与心病。也由此，“药”在中国语境里获得了一种双重性：“问题的源头是体病”或“问题的源头是心病”。它总无法真正克服二者之间的鸿沟。克服鸿沟的冲动却一直存在。因此永远的冲动与永远的鸿沟形成了“医院三部曲”循环演进的动力学原则。 

       从根源的“药”与“病”出发，《医院》的“药时代”归纳了“唯药辩证法”，文艺与生物开始互相转化。《驱魔》的红色海洋中，病人的身体和司命的数据算法已不是病因的源头，意识和记忆才承载疾病。药治百病的时代已过去，诗歌与叙事才是良方，根据故事原理发明的“叙事代入治疗”才是新医学。 
进入《亡灵》，“医院”变为一个植入大脑的故事：一切疾病的根源是遗忘，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会忘记。亡灵之池则既能让意识复活肉体，也能让肉体成为疾病与现实，医院与死人都由此重新诞生。至此，“医院三部曲”完成了叙事治疗与前世记忆的嵌套结构：《医院》的现实其实是梦，《驱魔》的梦境其实只是《亡灵》的回光返照罢了。这一具有“体病”与“心病”本体意味的叙事嵌套设计，将现实世界的经验扩展至人性解剖与历史叙事。 

       虽然《医院》在故事内容上最接近当下现实，《驱魔》与《亡灵》却通过魑魅魍魉的方式，趋向于恒定的本源。《亡灵》中老人的永生与聚集，动物性的返祖（猴子的出现与人的返祖），逆向的进化与早衰，以及亡灵本身——这些退化、过去与死亡，作为真实的“病”，在故事的结尾愈发变多。从《医药报》，到《医院工程学原理》，到《黄帝内经》，到尾声的“宗教神话”。隐喻不断增多，反逼近现实。最后，宇宙是一个药片，让“医院三部曲”对于“药”的推演达到极致——即思维的边界。 

       如果说“药”与“病”是内核，医与患、医院与病人，则是围绕内核展开的主要机制。一方面，病的逻辑横扫全宇宙，在《医院》中抹平了基因差别，消解了家庭结构，颠覆了生态系统；在《驱魔》中让老人成为仅存物种，让文艺水平高的人成为重病之人，让记忆成为病。另一方面，《亡灵》中各种熟悉的元素竞相回归：家庭的“恢复”、父子关系的循环、病者生存，乃至与原死/元死接触的必然性。 
最后，以“药”（或“病”）为核心，医患关系为机制，所构建出的，具有乌托邦结构意义的世界，便是“医院”。如果说科幻/幻想小说在本体论上的价值，是构建出一个世界，那么“医院三部曲”的“医院”世界万象纷杂、机制完整、又有留白，的确让“医院”这一在现当代社会中蓬勃发展的社会机制，获得了本体论地位。医院治疗病人，又由病人的肉体与精神所创造。它是现实、是体制、是叙事、是火葬场、是战争、是全世界、是全宇宙、是亡灵的避难所、也是宗教驶向彼岸的工具（医院船或宇宙飞船）与目的地，是不会消失的轮回本身…… 
       《亡灵》作为“医院三部曲”的收尾之作，恰好在一种结构先于内容的层面，完成了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形式化构建：对于医与文、药与艺、精神羸弱与肉体羸弱进行思考，并对社会的深层机制进行幻想性展现。 
于是，韩松在“医院三部曲”结尾所遭遇的停滞点，即“医院宇宙”的边际，也是中国社会推演可能性的某种边际，是一种想象的边际。当轮回与叙事嵌套的绝对变化趋于停滞，展现为亡灵世界或亡灵船，当世间万物的多样性都同质化为“病”，我们看到了一个内耗世界的有限性。 
       一方面，亡灵世界的创意达到了较之《医院》与《驱魔》无法触及的社会历史隐喻；另一方面，被困于此世界的压抑与绝望也显露出来。这并非具有审美特质的困顿，而是想象力的焦虑。可以说，当代社会对乌托邦构建的匮乏，标记了想象力的匮乏。韩松作品中，在想象边际线徘徊的悲观与反思，弥漫为情绪，变为接近理智却无法达到的、趋于崩溃的渐近线。 
因而《亡灵》带给读者的困顿，或许不是纷杂的语言与意象，而是想象力面对“医院世界”本身的闭合与内耗。毕竟，科幻的想象力由认知与结构体现，而非文笔。如何透过这一边际构想其它的可能世界，对于“医院三部曲”，似乎也是个无解的命题。 


       总结而言，“医院三部曲”表明，当下中国社会已形成了较之于“五四”时期不同的另一种复杂。因此，中国科幻小说的诗学和范式，早已面对着不同的情境。中国科幻想象需要穿越时代与文化的困顿，方能得到新的历史突破。以英美科幻为主的世界幻想文学也面对着类似困顿。因而，韩松作为“中国科幻的另一极”，也从一个本体层面，嵌入了幻想文学发展的关键节点。

【作者简介】双翅目，科幻作者，喜爱理论与幻想的结合物，希望用文字表达技术与艺术同构。

来源：微信公众号星云科幻评论